曾几何时，那些曾经只认利润的资本大佬，如今居然开始关心起碳排放、员工福利？这究竟是一场真心实意的变革，还是精心设计的营销戏法？

  在熙熙攘攘的长期资金市场里，ESG这三个字母如今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名词。但若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，会发现这条通往责任投资的道路，早已在三百年前就埋下了第一块基石。

  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三百年前的英国。在那个马车扬尘的午后，贵格会的信徒们正在激烈争论：一个虔诚的商人，该不该投资酿酒坊？这场景颇有些滑稽——就像今天的我们在讨论该不该点外卖。这些穿着素色衣衫的信徒们，不仅在宗教仪式上特立独行，在投资选择上更是开创了先河。

  他们严格遵循着不伤害原则：不投资军火，因为那会助长战争；不投资烈酒，因为那会毁坏家庭；不投资赌博，因为那会让人迷失。最终，他们达成了共识：与其投资让人迷失的烈酒，不如投资能让百姓保暖的纺织。这种选择，在当时追逐利润的狂热氛围中，宛如一股清流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在另一个布道场上，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·卫斯理正在向信众讲述一个生动的比喻：赚钱如同煮粥，火候太猛会糊锅，伤害邻里就是那过猛的火。他进一步解释道，超强度和超长时间使用劳动力，就是在伤害邻人。这番话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，毕竟那个年代，工厂主们正忙着把工人的上班时间延长到每天14小时呢！

  这些宗教团体发明的道德滤网，就像给资本这匹野马套上了第一根缰绳。有趣的是，这些看似不谙世事的宗教投资者，他们的基金收益率往往并不逊色。历史记录显示，贵格会信徒经营的银行和企业，因其诚信经营而赢得了广泛信任，业务反而蒸蒸日上。这不禁让人感叹：莫非上帝也是个投资高手？

  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这些宗教团体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投资审查机制。每个投资项目都要经过教友们的集体讨论，确保其符合教义要求。这种集体决策的模式，某一些程度上可视为现代ESG投资委员会的前身。

  时光飞逝到20世纪60年代。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，留着长发的反战青年们举着标语牌，上面写着：不要用我们的学费投资军火商！这场面，活像今天要求学校食堂禁用塑料吸管的。这场席卷西方社会的人权运动、环保运动和反种族隔离运动，让投资行为开始从宗教伦理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责任。

  就在这时，金融界的有识之士嗅到了商机。1965年，瑞典率先成立了全球第一只伦理基金，拉开了社会责任投资的序幕。而真正让这个概念进入大众视野的，是1971年在美国成立的派克斯世界基金。该基金的创始人灵机一动：何不成立一只明确不投资越战企业的基金？这个点子就像在肉食动物聚集的丛林里开了一家素食餐厅，起初被人嘲笑，最后却门庭若市。

  更妙的是，同期英国的梅林生态基金打出了只投环保企业的旗号。这就像在川菜馆里开设清汤锅底，看似违背常理，却意外地吸引了一批注重健康的食客。这只基金专门投资于环境保护领域，开创了主题投资的先河。

  不过，这一段时期的社会责任投资还面临着诸多挑战。投资标的选择有限，有关规定法律法规也不完善，更重要的是，主流投资界仍然对这些带着镣铐跳舞的投资方式嗤之以鼻。一位当时的华尔街大佬甚至公开嘲讽：这就像参加奥运会却拒绝跑步，简直荒谬！

  转眼到了1990年5月，投资界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：多米尼社会指数诞生了！这个指数的精妙之处在于，它给企业的道德水平定了价。想象一下，这就像米其林餐厅评级，只不过评的不是美食，而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。

  这个指数的创建过程颇具戏剧性。创始人们花了数月时间，从成千上万的美国上市公司中筛选出400家在环境绩效、劳工关系、多样性等方面表现优异的企业。他们建立了一套复杂的评分体系，既包括排除性筛选（如剔除涉及烟草、酒精、赌博等业务的公司），也包括量化性评估。

  这个创举让华尔街的精英们眼前一亮：原来道德也能量化和交易的！于是乎，各种可持续发展指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投资界掀起了一场道德竞赛。这场景，活像美食界突然流行起有机认证，让原本只注重口味的食客，也开始关心起食材的产地和种植方式。

  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、富时社会责任指数等权威指数的相继推出，使得责任投资更加规范化、系统化。这些指数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参考标准，也倒逼企业改善自身的ESG表现。有趣的是，一些最初对此不以为然的上市公司，在看到自己的股价因为ESG评分较低而受一定的影响后，也开始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。

  2004年，联合国的一个会议室内，专家们正在为如何推动企业责任而发愁。当时的状况是，各种社会责任投资标准林立，企业往往要面对多重标准的考验，投资者也难以进行跨市场比较。突然，有人提议：何不把环境、社会和治理这三个维度打包，给它起个朗朗上口的名字？于是，ESG这个缩写应运而生。

  这个创意的精妙之处，好比把川菜的麻、湘菜的辣、粤菜的鲜融合成一道新菜式。环境（E）关注企业对自然的影响，社会（S）着眼企业与员工、客户、社区的关系，治理（G）则强调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。这三个维度相辅相成，构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评估体系。

  到了2006年，联合国又推出了责任投资原则（PRI），好比给这道新菜式制定了标准食谱。PRI明确要求签署方在投资决策中考虑ESG因素，并定期披露相关进展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PRI首次将ESG因素与传统的风险收益分析联系起来，指出整合ESG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评估风险调整后收益。

  有趣的是，当这套源自发达国家的标准漂洋过海来到发展中国家时，却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水土不服。这就像用法国红酒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黄酒，虽然都是酒，但品评的标准恐怕要有所调整。比如，发达国家能专注于碳中和，而发展中国家可能更需要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。

  如今的ESG投资，颇像一位既要保持身材又要满足口腹之欲的美食家，面临着诸多两难选择：

  首先显现的是发展阶段差异的难题。要求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立即实现零碳排放，就像要求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立即减肥，听起来合理，实则强人所难。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，可以更专注于环境保护；而发展中国家仍在工业化道路上疾驰，需要在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之间寻求平衡。

  其次是评级标准统一的挑战。某些ESG评级就像米其林指南，虽然权威，但未必适合所有人的口味和预算。更让人头疼的是，有时候不同的评级机构对同一家企业的评价大相径庭，这就像两家美食杂志对同一家餐厅的评价天差地别。造成这样的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，各评级机构的评估标准、权重设置和数据来源都存在差异。

  最根本的难题是：如何让这些道德考量真正转化为投资收益？这就像要让食客相信，健康饮食不仅对身体好，还能让味蕾获得更大满足。虽然理论上ESG表现好的企业应该更具长期投资价值，但在真实的操作中，如何量化这种价值，如何将其纳入传统的估值模型，仍然是待解的难题。

  此外，还出现了漂绿（greenwashing）的新问题。一些企业热衷于在ESG报告中使用华丽的辞藻，实际表现却乏善可陈。这就像餐厅把普通蔬菜说成有机蔬菜来抬高价格，本质上是一种误导消费者的行为。

  尽管如此，ESG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。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全球ESG投资规模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。慢慢的变多的证据说明，注重ESG的企业往往在风险管理、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长期竞争力方面表现更佳。这场始于三百年前宗教伦理的投资革命，正在书写新的篇章。